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沈诞琦
【编者的话】影响力投资，一个舶来的投资行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对于成长起来并在继承社会财富的八零九零后而言，可能恰恰这个概念能够帮助理解在他们身上的矛盾：他们被诟病自私傲慢孤僻，但却建立了一个个组织结构平坦的世界级公司，在虚拟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本文为作者对影响力投资之父和这一行业在中国发展的相关人士的采访特写。尝试回答八零九零后们，重视金钱还是重视道德的难题真的存在吗?他们是否还愿意去投资一个没有社会回报的项目?是否会愿意自己的商业投资中不带上任何的价值断?
社会企业之父
哈佛纽约俱乐部，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交汇口，曼哈顿最繁华的街区。
Bill Drayton
他站起来向我握手，虚弱，这是我对这次握手的唯一印象。他恭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比尔·得雷顿(Bill Drayton)Ashoka创立者和主席，然后解释说email只能联系到他的助手，因为“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不查网络。”前面的客人还没有走，他们继续聊天。场面诡异：两个穿着高档西装年富力强的男商人坐在德雷顿对面，坚决地说着什么，德雷顿瑟缩在一件陈旧而褶皱的西装里，轻微地摇头。
他廉价的衣着，他谦卑得过头的态度，他毫不隐藏的虚弱，如今回想起来，终于让我意识到正是这些特点给他带来了崇高的权威，像圣雄甘地那样(那是他恩师的恩师)，让无数年轻人侧耳倾听，继而在世界各地施行他所宣传的事业。
他出生于豪富的贵族之家，却总在做推翻这个阶级的事。在麦肯锡的十年，他做成的最有影响力一个项目，是说服纽约市政府根据尼古丁含量向烟草公司征税。这个项目差点让他丢了饭碗，要知道，那些年麦肯锡的最主要的客户正是这些烟草商。在卡特政府的任上，他出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首任副局长，发明并推动了一项在当时非常有争议的政策：排污交易。也就是建立市场机制，允许私人企业之间交易污染排放量。从国家环境保护局的位子上退下来，他拉上几个麦肯锡的老同事厚着脸皮开始创业，起名Ashoka，扶助和投资社会企业家。无论是尼古丁征税、排污交易、还是Ashoka，德雷顿都在试图运用市场经济的活力去撬动原本死板的公共和社会领域。
三十余年过去了。那个根据尼古丁含量征税的建议，如今已成为美国的国标。那个曾经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排污交易政策，已经在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并成为了《京都议定书》的基础框架。而他八十年代创建的Ashoka，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企业家平台，在70余个国家重点扶持了三千余名社会企业家。在业内，他被尊称为社会企业之父，也是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这种新型投资方式的前驱。
影响力投资，也就是专门投资社会企业和社会项目的基金，同时注重所投资项目的金融回报和社会回报。据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全球影响力网络GIIN表示，自从“影响力投资”这个词2007年被发明以来，据保守估计，2014年全球的影响力投资基金至少有三百余家，总管理资产至少以达到230亿美元，2015年的全球增速预计为20%。
举几个影响力投资的例子：
美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投资，是美国政府扶持的社区重建基金，用于投资没落的旧工业区的改造复兴。
LeapFrog，一家成功的私募基金，投资亚洲和非洲针对弱势群体的保险业。
Root Capital，一家非营利性的影响力基金，投资非洲和拉美的可持续农业项目。
真正让这三个基金够得上影响力投资的，并不是“亚非拉”、“可持续”、“弱势”这样的慈善关键词，而是他们投资时挂在嘴边的话：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翻译得粗俗一点，“名利双收”。又想着好名声，又想着赚钱。在传统的风险规避、资金回报这两个维度之外，这一类投资人开始关注第三个维度：这个投资行为将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也就是社会回报。而在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之间，到底孰重孰轻?这两者是否必然此消彼长?则成了这个领域永远的争议焦点。既有基金在叫嚣“所有的投资都是影响力投资”，也有基金在小心翼翼地不敢越出传统慈善的范畴。
见完德雷顿之后过了几天，我的Facebook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一个陌生的姑娘说不用email不用手机的德雷顿给我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一本书。搞混了地址，寄到她家，因为她也最近刚刚见了德雷顿。
我问她，你现在在哪里。这个美国姑娘说，她正在缅甸做一个社会企业。我问她，包裹里是一本什么书?她说，书名叫《怎样改变世界》。《怎样改变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大而无当的书名了。
送电有送鸡蛋好吗
“大一参加一个活动，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堆着几本《怎样改变世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标题，感觉特肤浅。”吊诡的是，时隔半年的隆冬，坐在上海的“公益新天地”，我再次听到了这个大而无当的名字，说话的是创思实验室的运营总监张冬栎。这是第一家立足于中国大陆的海外影响力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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